上海供卵助孕医院,辅助生殖中的9大伦理和法律问题
在辅助生殖技术正在飞速发展，很多人类的生殖难题也都在逐步得到解决，随之很多的社会问题、伦理问题也接踵而来。假如你的亲戚想生二胎，但是无奈自己年龄太大，未能如愿，你有什么方法能帮助他们吗？
讨论：
（1）你认为人工授精子女的地位和父亲的角色该如何定位？
（2）你是否认同医务人员不为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我们先来看两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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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家住美国旧金山的39岁钢琴师罗斯从一位社会工作者打来的电话中得知，通过自己捐献精子出生的一对14岁的双胞胎现在想同他取得联系认他做父亲时，罗斯惊呆了。他说：“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捐精子时我签署的文件使我在法律上具有匿名的权利。我对那些孩子没有任何义务辅助生殖，我不是他们的父亲。
案例2.丈夫因事故去世，年轻的妻子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要将当初他俩储存在医院里的胚胎在自己体内完成移植，她要一个他们的孩子。然而，这一个小小的想“心愿”却引来了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生殖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讨论激烈。因为，试管婴儿术进行的每一步手术前都要夫妻双方签字，医务人员是不可以为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辅助生殖技术（ART）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简称，指采用医疗辅助手段使不育夫妇妊娠的技术。
ART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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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授精、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卵精子和胚胎的冷冻保存、配子输卵管移植、代理母亲、单精子卵胞浆内显微注射、植入前遗传学诊断助孕、无性生殖或人的生殖性克隆等。自然的人类生殖过程由性交、输卵管受精、植入子宫、子宫内妊娠等步骤组成。辅助生殖技术是指代替上述自然生殖过程某一步骤或全部步骤的手段。
世界首例试管婴儿的诞生被誉为继心脏移植成功后20世纪医学界的又一奇迹，激发了全球许多国家研究这一高新技术的热潮。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人工授精等辅助生殖方法成为可能，给不孕不育夫妇带来福音的同时，也违背了生命的自然性，分离了传统的由性到孕这一过程，打破了人类自然繁衍的方式和过程，因而伦理问题贯穿始终，需要我们不断思考、辩证、制定规范。
科学技术只能提供一个“能不能做到”的结果，而对于一项关乎生命的技术，还必须完成伦理上“应不应该”的思考，并制定出“准不准做”的法律，才能实现这种技术在人类社会的普及应用。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那些关于辅助生殖技术涉及的伦理与法律问题。
1、对传统婚姻关系产生冲击
辅助生殖过程中夫源授精等方式得到的后代基因仍来自夫妻双方，因而争议并不大，但由于夫源精子过弱，或妻子卵子问题不得不采取捐赠的卵子或采取异源人工受精方式的，将导致外源基因侵入，破坏婚姻原本的排外身心关系，对夫妻双方的婚姻产生冲击。
2、对传统亲子关系产生冲击
通过精子库提供的精子，或通过供卵者得到的新生儿存在不止一个父亲或母亲，一个在生物学上供给基因，一个在社会学上供给亲情。如果未来代孕合法，则一个孩子最多可能出现5个父母亲，很可能产生认知混乱。
我国肯定“养育父母”的合法地位，但根据美国学者Scheib进行的小样本调查表明，82.8%的孩子有联系捐赠者的需求，而6.9%的孩子想要获得生物学意义上的父子关系。
孩子知情后心理上会产生何种变化，以及采用精子库提供的精子得到的后代是否会比自然生育的后代更容易得到虐待或遗弃，这都将对传统上的亲子关系形成冲击。
3、胚胎的属性问题
胚胎应视为人还是物？卫生部修订的伦理规范中规定：“配子和胚胎在未征得其知情同意情况下，不得进行任何处理，更不得进行买卖。”即否认其财产属性及商业属性：“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以任何形式募集供卵者进行商业化的供卵行为”、“禁止以多胎和商业化供卵为目的的促排卵”；
此外，“医务人员不得进行各种违反伦理、道德原则的配子和胚胎实验研究及临床工作”，限制了对生殖细胞的科研工作。但现在社会就有出售美女卵子及高质量精子等行为，也有大学教授对胚胎进行科研并发表相关学术成果的情况。
胚胎究竟属人还是属物呢？随着市场规模扩大，若效仿美国开放商业市场，胚胎的商品化将成为对传统伦理的一大冲击。
此外辅助生殖，若学术界推动代孕合法化成功，则是否孩子也成为了可交易的商品呢？
4、人工辅助生殖后代近亲结婚问题
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中规定同一供者的精子、卵子最多能使5名妇女受孕，这样就可能导致两名不同家庭的人工辅助生殖后代可能具有同一遗传学上的父亲或母亲。
尽管我国伦理道德规范中明确指出“精子库有义务在匿名的情况下，为未来人工授精后代提供有关医学信息的婚姻咨询服务”，但鉴于有些父母出于家庭亲子关系的考虑，不将真相告知通过辅助生殖手段得到的孩子，或拒绝提供生父信息，这可能产生的近亲结婚等有违伦理的问题。
5、多胎妊娠减胎问题
自然状态下，多胎妊娠发生概率为1/（80n-1），其中n代表一次妊娠的胎儿数。由于多胎妊娠会增加流产、早产、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等多种产科并发症，并增加胎儿宫内发育迟缓、新生儿畸形率、死亡率等风险。
因而我国卫生部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规定“对于多胎妊娠必须实施减胎术，避免双胎，严禁三胎和三胎以上的妊娠分娩”，那么实际操作中将面临哪个胚胎是幸存的，哪个又是需要被消灭的，以及生命的起源从何时定义等问题。
6、单身女性是否可以采取辅助生殖手段
目前我国法律和学术界普遍认为生育权的主体只能基于合法婚姻的夫妻，不以婚姻关系为前提的生育行为是不为普遍接受和认可的。
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中明确指出“医务人员必须严格贯彻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不得对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即仅限有生育障碍的夫妇采取辅助生殖技术，而美、英等国家单身女性、同性恋夫妇亦可以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孕育后代。
7、是否接受代孕
我国大陆明确禁止实施代孕技术，而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多个州认可代孕的合法性，相关法律规定较为完善，并存在专业的代孕中介机构，我国香港也认可借腹生子的合法性。
关于代孕子女的所属问题，当前学说主要有四种：血缘说、分娩说、契约说（人工生殖目的说）、子女利益最佳说。其中分娩说符合传统民法中“分娩者为母”的认定原则，符合我国传统伦理原则和价值观，且“分娩者为母”的认定方法与我国禁止代孕的立场达成了一致。
案例：梅丽莎·斯特恩（MelissaSterne）是一个平平无奇的美国人，现已年过三十，过着操心柴米油盐的平常日子。不过，她的出生曾引发过一起颇受关注的案件。梅丽莎是通过商业代孕产下的，但生下她后，代孕母亲玛丽发现自己舍不得交出梅丽莎，由此引出了一场官司。官司打了两轮，法官们也各执一词，有诉诸契约神圣性的，也有认为代孕等于贩卖婴儿的。
1986年9月，BabyM案的代孕母亲玛丽和她的丈夫离开法庭。
孩子的生物学父亲获得了抚养权
8、近亲间生殖细胞捐赠
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规定“医务人员不得对近亲间及任何不符合伦理、道德原则的精子和卵子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由于这一规定，近亲间互赠生殖细胞的行为被禁止，但在美国兄弟间可以互赠精子、姐妹间亦可以互赠卵子。
9、生殖细胞商业化
在生殖细胞和胚胎能否买卖这一问题上，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中明确指出“赠卵是一种人道主义行为，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以任何形式募集供卵者进行商业化的供卵行为”，而国外如美国、英国等国家辅助生殖多为公司主导，开展人工授精的私人诊所中多为商业化的精液，同时也有妇女出售自己卵子的现象。
伦理是讲批评、讲敬畏、讲沉思，伦理就是告诉人们要常怀敬畏之心。在二孩时代，面对愈来愈发达的医学技术，应对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有伦理反思，在反思中走向成熟。
但是个人觉得，对于伦理问题我们不能光是一味的批判，还应该正面的思考，让伦理不是负担，反而要促进辅助生殖的发展，让辅助生殖帮助更多的人能够有完整的家庭。
上海哪个医院供卵,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须回归法治框架
【资政场】
作者：王怀勇、宋二猛（分别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
精子买卖、代孕、基因编辑婴儿……近年来，一些违法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潜滋暗长，引发社会高度关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是指运用医学技术和方法对配子、合子、胚胎进行人工操作，以达到受孕目的的技术，分为人工授精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及其各种衍生技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是人类健康和优生优育的重要工具，但也存在违法违规滥用、泛用的情形，对法律制度、道德伦理、社会文化等带来冲击和挑战，当前亟须通过法治框架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与发展。
违法违规滥用、泛用问题凸显
事实上，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诞生之际，非法采供精子和卵子、非法性别鉴定以及代孕等问题就已出现，游走于灰色地带，甚至形成地下产业链。例如，一些非法的机构从事非法采集或供应卵子活动，为了获得更多的卵子而不顾供卵者的身体健康，违规使用促排卵的药物，导致供卵者遭受极大伤害。甚至有正规医疗机构为了牟取不法利益，违法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而不顾就医者的身体情况、胚胎质量和胎儿后期的发育状况。更有甚者，一些机构抓住某些人“重男轻女”的落后观念，公然宣称可以从事选择性别的试管婴儿业务。近年来被曝出的“广州八胞胎事件”“香港福臣集团北京最大非法代孕中介机构案”“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等，就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被违法违规滥用、泛用问题的典型。
当前立法位阶较低，效力层次不足
健全的法律制度是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前提。事实上，我国关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立法工作早已启动。早在2001年辅助生殖，原卫生部就陆续制定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等规章，以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等规范性文件，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人类精子库的管理以及相关权利义务作出了规定。
但是，上述文件均停留在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层面，立法位阶较低、效力层次不足、处罚力度较弱。与此同时，随着技术的创新与发展，许多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未得到明确的规定，现有立法“力有不逮”，存在大量的立法空白。正因如此，学术界及实务界一直呼吁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法律层面予以规制。
除了专门性规定，我国民法典、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等法律也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相关问题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其中，民法典第1007条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44条规定辅助生殖，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医疗卫生技术临床应用，应当与其功能任务相适应，遵循科学、安全、规范、有效、经济的原则，并符合伦理。
此外，2015年12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曾拟规定：“具备相应专业技术人员、设施设备、伦理审查机构以及管理制度的医疗机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可以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但由于当时存在时机不成熟、争议较大等原因，上述条款在最终通过的修正案中被删除。
以法律和制度规范技术健康有序发展
依法解决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滥用、泛用问题，需完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法律制度。一方面，结合管理实践中所存在的代孕、精子卵子买卖等违法违规问题，补齐法律制度的短板，将现行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上升为行政法规或法律，增强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应在我国刑法中增加关于滥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罪名，对于利用该项技术从事严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行为设置严厉的法律责任。
加大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的执法力度。《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分别对未经批准擅自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设置人类精子库、实施代孕技术等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相关职能部门应当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做好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相关的执法工作。
强化滥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司法打击力度。我国刑法中尚没有规定关于滥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罪名，但在实践中，司法机关也在尝试运用现有的刑法规定对滥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行为进行打击。例如，在2018年震惊科学界的“基因编辑婴儿”一案中，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认定贺建奎等被告人非法实施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和生殖医疗活动，以非法行医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于性质恶劣的滥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行为，司法机关应根据具体案件的主客观要件，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光明日报》（2021年02月06日07版）
上海供卵生殖医院,5000万中国人的生育焦虑催生千亿美元辅助生殖买卖
三八妇女节这天，35岁的北京单身女白领陈芒在某孕育APP上下单了个孕前检查的套餐。恋爱才谈了一个月，但陈芒却觉得“这件事不能再拖了，可以说我是为了生孩子才谈的恋爱。”
按照医学说法，35岁以上初产产妇为高龄产妇。而选择成为高龄产妇，意味着女性不仅要承担更大的身体风险，甚至还需要面临始终无法生育的境况。
“家族里两个大龄生娃的亲戚都不太顺利，一个孩子自闭症，一个做的试管。”为了避免无法预料的“悲剧”，抢在35岁这年生孩子，成为陈芒的年度目标。
在做了充足的功课之后，陈芒发现，在生育这件事上，年龄是一个问题，但若是病理性原因，无论是否步入大龄，都会面临生不出来的情况。
让她的不安感骤升的是一个更为宏观的数字。在晚婚晚育、环境质量恶化、生育观念更迭等因素的影响下，我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正在显著提升。
据中国人口协会、卫健委数据统计，20年前，我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仅有2.5-3%，近年来，这一数值已经攀升至约12-15%。目前，中国不孕不育者约有5000万人，也就意味着孕龄夫妇中每6对就有1对正在被不孕不育的阴霾所笼罩。
互联网上不少女性将“不婚不育保平安”的流行语奉为圭臬，现实语境中，生育焦虑却在真切地困扰着另一批人。不孕不育高发的另一面是近乎本能的生育热忱，巨大的矛盾下，辅助生殖产业就此催热。
东兴证券的一份研报显示，中国辅助生殖潜在市场空间达3211亿美元。在这条辅助生殖的产业链上，上游医疗器械、检验试剂、生物医药，中游辅助生殖服务，下游辅助生殖中心与医院构成了一个完整闭环。
在二级市场，市场情绪也为这个庞大的蓝海市场作出注脚。截至发稿，作为辅助生殖的龙头企业，锦欣生殖的股价自2019年6月上市以来，已从8.74港元涨至15.42港元，市值已达386亿港元。
脱去统计学大数据的外衣，12%-15%不再是冰冷的数字，浮现的是一个个具象化的个体和沉甸甸的家庭。投资者追捧辅助生殖概念股的欢呼，对于踏上漫漫求子路上的人群来说很难称得上悦耳。
不孕不育，一个难以启齿的话题造就了千亿美元的市场，然而简单的买卖关系并不能解释一切，关于爱、责任、牺牲、传统、压抑．．．．．．在这里，你几乎可以找到所有关于中国式家庭的隐喻。
打破旧观念
随着工作、生活等压力的侵袭，这股生育焦虑笼罩的年龄范围以35岁为中点正在向上、向下无限拓宽。陈芒观察，当一个家庭遇上生育不顺利，率先遭受质疑甚至被推入医院检查的绝大部分是女性。
在河北地级市某事业单位工作，35岁才结婚的李丽是当地妥妥的晚婚一族。结婚两年还没有孩子，她有些苦恼，“家里气氛一直不好，无论是我父母还是他父母，都觉得是我生不出来。”
备孕期间，李丽是全身心付出的那个，她小心记录排卵期、喝了几个疗程中药，直到夫妻两人下定决心检查，才发现原来是男方精子活力差，从而导致自然受孕率低。这让她松了一口气，“终于不能怪我了。”
可李丽的轻松并未持续太久，检查只是开启不孕不育治疗的第一步，接下来等待她的很可能是一条漫长的，自己不能缺席的“治疗”道路。
同样是面临男方弱精问题，来自杭州的刘佳和丈夫则做出了不同的选择。29岁时和相恋五年的男友结婚，备孕一年无果后，刘佳才发现自己遇上了这样一个“棘手”的难题。反复确认自然受孕几率极低后，刘佳和丈夫决定放弃中药调理，直接选择试管婴儿。
事实上，随着生育观念的转化，这种“自己不好生就考虑试管”的选择开始蔓延到了未婚女性群体中。
在说服刚交往一个月的男友结婚生子的同时，陈芒还为自己额外准备一笔20万的生育资金。她下定决心，“不管是促卵针还是试管，我都准备好了。”
做出同样选择的还有在北京一家上市公司工作的卢鸣。28岁刚结婚时，她曾怀孕过一次，但由于工作太累导致胚胎发育异常，连带身体也出现了问题。考虑到已经34岁的自己受孕几率较低，卢鸣正打算接受试管婴儿的治疗。
卢鸣告诉36氪，在他们夫妻和双方父母、甚至周围的同事看来，试管婴儿是很正常的选择。“就像挂号看病一样，没有任何特别之处。”
作为一个创业公司的老板，33岁的周然选择试管婴儿的理由则更为简单。“一方面是我年龄大了，另一方面是我老公想要一对双胞胎，但是我只想生一次，人工放两个胚胎，如果成功的话，我们都能圆梦。”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生殖中心创始人董曦告诉36氪，“30年前，我刚入行时，成功试管生育的平均年龄大概在28岁到29岁，现在我们院绝大部分做试管的人年龄超过了30岁，35岁的成功率也能达到百分之三、四十。”
深耕辅助生殖领域多年，董曦发现，这个转变发生在最近十年，随着试管婴儿技术的成熟、价格的降低辅助生殖，消费者端的接受程度也在大大提高。如今，围绕不孕不育，各种医疗服务开始涌现，包括药物治疗、手术和辅助生殖服务。
推动辅助生殖行业继续往前走的，还在于背后的市场潜力。
据沙利文数据，2018年，中国约有4780万对不育夫妇，当中仅有约56.8万对接受辅助生殖服务，渗透率为7%。随着二孩政策，经济能力提升，以及对辅助生殖认知加强，辅助生殖渗透率将逐渐升高，预计到2023年中国约有5030万对不孕不育夫妇，当中有约85.5万对接受辅助生殖服务。
这种来自需求端的渴望，也在让过去有些“神秘”的不孕不育医院从幕后走向台前，它们正在为“难生”、“何时生”、“怎么生”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产业链被催熟
在这样的背景下，更多的人走进了生殖中心，一个是医院，又不属于医院的地方。这里聚集的是正常的“病人”，在这个不会危及生命的病症面前，他们的目的趋向一致——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
早在1988年，国内首例试管婴儿便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诞生，当时还是医学院学生的董曦回忆，“由于信息闭塞与传统思想禁锢，国内能够接受的人非常少。”
羞于向外人谈及、医疗事故相对少发、行业刚刚兴起．．．．．．不孕不育领域具备太多适合民营医院介入的特点。很长一段时间里，电视、广播、公交车上，来自莆田系医院“治不孕不育，就到xx医院”的广告轮番轰炸大众。
侧面来看，民营医院高企的营收也证明了其对不孕不育人群存在巨大的吸引力。根据每日经济报道调查发现，在2010年前后，莆田系一个专科医院每天在搜索引擎的广告投放约为两万元，而它带来的月收入却在500万元左右，回报率达到了八、九倍。
尽管广告吹得天花乱坠，但对于不孕不育的家庭，成功率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这也使得妊娠成功率最高的试管婴儿技术成为了辅助生殖行业中最重要的环节。
董曦向36氪介绍，目前，IVF（试管婴儿技术）已经发展了三代，相对以往的技术，三代技术的优势更加明显。
“第一代技术是卵子和精子在体外自由恋爱，第二代技术则是人为干预卵子和精子的结合，更像一场包办婚姻。”
她进一步解释，“在第三代试管技术中，则进一步引入了遗传学诊断技术，能促进优生优育的实现。”
因此，对于老家在农村的刘佳来说，技术的保障是试管婴儿的关键，瞄准一个合适的医院对她来说至关重要。
“我们听说有些人做了很多次也没有成功，这种情况下，花费无上限，精力也跟不上。”想到这笔可能存在的大额开支，刘佳当时仍有些忐忑。
在试管婴儿的流程中，女性要经历促排卵、检测卵泡和性激素水平、取卵、胚胎移植、移植后处理等环节，由于年龄、身体状况的不同，个体成功率会有所区别。
董曦提示，试管婴儿也存在风险，“从放胚胎这个环节来看，并不会对女性造成伤害，但是促排卵环节，如果过度促排卵、取卵，则会给身体带来不可逆的损伤。”
仔细了解试管婴儿这件事后，刘佳觉得名气大的还是公立医院，“做过的案例多，技术水平可能也相对较高。”
从大数据来看，刘佳的直觉是准确的。如果对于不孕不育的治疗仅仅停留在B超、支原体、衣原体、输卵管等检查，这些还在大部分民营医院的可控范畴内，但进入试管婴儿步骤后，由于资质和品牌等多方面原因，公立医院的重要性开始凸显。
截止至2019年底，我国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共517家，经批准设置人类精子库的医疗机构共27家，其中获试管婴儿牌照的医院仅有396家，23.40%的生殖中心达不到试管婴儿技术要求。
由于一次试管就成功，刘佳花费了不到4万元，据她了解，私立医院这个价格很可能会翻倍。事实的确如此，根据小红书用户阿七的分享，她使用的是第二代技术，在成都某私立医院做下来的价格超过了6万元。
动辄几万元的客单价，同时又在医保范围之外，IVF技术给予了市场极大的想象空间。东兴证券的研报数据显示，辅助生殖产业中，2018年IVF市场规模占比达95%，市场空间可达约3050亿美元。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2000年起，受益于技术渐趋成熟，利润率超过口腔医院、整形外科医院的辅助生殖行业开始吸引多方势力入局。这其中，行业佼佼者锦欣生殖更是完成了从民营医疗机构到港交所上市的华丽转身。
据锦欣生殖财报显示，2019年，锦欣生殖实现整体销售收入约16.5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增长78.8%；毛利润约为8.2亿元，同比增长97.7%。
而辅助生殖业务也成为了锦欣生殖的财富密码。以锦欣生殖旗下子公司成都西囡医院为例，2017年，该院辅助生殖服务收益为3.22亿元。平均每名IVF患者为该院带来约5.3万元收益。
有了这个高门槛和高壁垒的生意，2016年、2017年、2018年前9个月三个报告期内，辅助生殖服务带来的收益占比分别是93.1%、79.7%、86.3%。
隐秘的角落
辅助生殖在中国市场的故事还在继续，无论是政策面、需求方还是商业化，辅助生殖依旧处于一个未饱和的市场环境下。
除了需求端渗透率较低以外，从供给端看，拥有1.3亿人口的日本，辅助生殖机构已达562家。按单位人口拥有量计算，中日两国的辅助生殖机构在数量上相差近10倍。
面对这样一个供需不平衡的市场，辅助生殖产业链上游的辅生药物、器械，到中游的服务商、还是到下游的辅生医疗服务机构均对这块“大蛋糕”虎视眈眈。
与此同时，这条千亿产业链中，在法律与伦理边缘，辅助生殖背后的另外一条灰色产业链也在随之成长、壮大。
来自潮汕地区、已经有三个女儿的妈妈扬尔燕在知乎上分享了自己求男胎的心路历程。
出于无儿子老无所依、婆婆要求、亲戚歧视等压力的影响，38岁的扬尔燕选择到泰国做试管婴儿。在几个问答中她提到：“国内因为政策限制，无法满足其生儿子的愿望辅助生殖，只能到泰国圆梦。”
非法选择性别以外，辅助生殖更为黑暗的一面也在逐步暴露。今年年初，郑爽代孕事件掀起社会讨论热潮，代孕背后，道德、伦理和法律等诸多问题相互交缠。
尽管国内明令禁止代孕，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地下代孕产业在隐秘角落里生根发芽，渐渐发展成了一门规模庞大的生意。
在河北老家的电线杆、公共卫生间，甚至于大学、中学操场的栏杆上，李丽都曾看到过招募卖卵、代孕广告的出现。“很多都是以兼职、高薪为诱惑，诱导女生非法卖卵，这真的是很恶劣的行为。”
而在互联网世界，这种非法现象则被包装的更为隐匿。
周然在小红书有两万左右的粉丝，在分享自己试管婴儿的经历后，她收到了不少中介求广告的私信。“让我推荐给粉丝，给我提成，但是很难判断这些中介背后是否有一个供卵、供精子，甚至代孕这样一个灰色链条的存在。”
一位微博用户分享了自己在国内某私立医院做试管婴儿的经历，取了28个卵，结果当天便接到医院的电话：“医院说卵子质量好，问我捐不捐卵。”
聚焦到生殖中心来看，尽管国内政策趋严，但是不少民营机构也不想放弃代孕这块细分市场。
目前锦欣生殖旗下三家公司正在运营，分别是成都西囡医院、深圳中山医院、美国加州的HRCFertility，2020年，其又收购了老挝一家医院和武汉一家民营医院。
财报数据显示，2019年，锦欣位于美国加利福利亚的生殖中心产生收入5.8亿人民币，占整体收入比例为35.2%，其中70%以上是来自中国的患者。
仅从数据来看，很难精准判断中国患者远赴加州治疗的目的。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加州代孕合法政策”的确能为民营医院和特殊生育人群提供一些政策以外的“便利”。
作为医生的董曦告诉36氪，“在科学上现在有在进行第四代试管婴儿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大龄孕妇，比如卵子能量不够、染色体有问题，可能采取胞浆置换这种手段。”不过，她也强调，由于第四代涉及到了伦理、法律问题，很难说是否会切实应用到临床层面。
尽管辅助生殖产业的部分触角仍有待规范，但谁都无法否认，辅助生殖技术确实给了许多家庭解决了那个盘踞心头的难题。
李丽顺利怀上了双胞胎，快临盆的那几天，她习惯性地打开试管交流的微信群里，几百条未读信息里，一张照片抓住了她的眼球。
一位成功诞下孩子的宝妈在群里高兴地和大家分享，“前段时间我带儿子去看她了，给她高兴坏了。”
这个“她”就是李丽的主治医师，照片里的她抱着一个一岁的宝宝，他们的额头碰在了一起，两个人都在笑着。
那一刻，李丽觉得如果不是那身医生服，不是医生服背后的辅助生殖技术，她永远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美好的瞬间。
（应受访人要求，除董曦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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